从秦国本身来分析，商鞅之死有两个重要原因导致，其一，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掌握了秦国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然威胁到国君，而且此时变法已成，余下的事并不一定要商鞅来完成；其二，变法过程中商鞅站在了整个国家贵族集团的对立面，树敌太多。孝公死后，刚即位的惠文君不得不考虑平衡各方势力，也为自己寻找一个靶子和替罪羊。
从当时战国的大环境来分析，商鞅之死只是比其他变法者更加惨一点而已，但本质是一样的。当时的七国盛行变法，以便获得更多的人口和赋税，使国家更加强大，但国家的真正大股东是以国君为首的宗室，然后是小股东国家贵族集团。但变法往往会伤害到既得利益者-国家贵族集团甚至于宗室都有可能-，这样既得利益者就会不满，这些人是有话语权的，所以冲突是必然的。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谁倒霉呢？我知道大家都不想，但是不好意思，大多数时候都是变法者倒霉。
换句话说，从卫鞅决定变法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他青史留名，也注定结局不会太好。要分析原因，还得从变法的时代说起。
一、变法的时代
公元前425年，当魏文侯魏斯任用李悝开始在魏国实行变法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以国王家族管理国家的模式逐渐被替代，而那些有学识有能力的人下层人逐渐被提拔起来，作为国君的代理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国家的宗室，开始部分退居幕后，成为这个国家的大股东，国君作为董事长控制着这个国家。而那些被任用的官吏，就像是职业经理人。国君赋予他们权力和财富，让他们用国家的强大和富裕来换取。
于是，在李悝、翟璜、西门豹、乐羊、吴起等出身平民的职业经理人的努力下，魏国蒸蒸日上。魏文侯时期，魏国伐灭中山、攻取秦国河西、东败齐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
周遭各国看到魏国的强大，纷纷效仿，于是在战国初年的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变法风。说白了，变法是眼红魏国的强大。
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韩国任用申不害变法；齐威王任用邹忌、田忌、孙膑，在国内全面进行军政改革；赵武灵王开启胡服骑射；燕昭王千金买马，任用乐毅、剧辛等改革图强。秦国商鞅变法先于赵国、燕国，而晚于魏国、韩国、楚国、齐国，是变法的集大成者，也是改革最彻底的。
二、变法者的结局
在战国初期，国君看待变法就像是80年代的中国人看待的确良，没穿过的人都觉得羡慕，能穿的人都以此为荣，然而穿久了才发现，化纤的穿着也并没有那么舒服。
各国的变法或者改革，有两种方式，其一，自上而下的，由君主自发的；其二，国君有意愿，任用一位代理人主导的。而这其中，魏国、韩国、楚国、秦国、燕国主要是代理人模式，而齐国、赵国更多是自上而下。
而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废除旧的井田制度，解放更多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土地带来财富，而人口带来兵源；其二，废除旧的继承制度，以政绩和军功奖励平民和下层人民。
而作为原来国家的主宰，贵族集团，甚至于国君宗族，也是靠着向政府隐瞒人口和土地来聚敛财富，靠着祖上的荫封掌控上升通道。因此，变法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而他们，是有发言权的。
变法执行者就像现在的职业经理人，而宗室和贵族就像是股东。当变法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股东们与职业经理人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采用代理人模式的五国除了没什么旧势力的魏国，都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一直到新君即位。相比于变法君主强烈的意志和掌控力，当股东与职业经理人发生重大分歧的时候，新董事长（国君）的选择，往往更能决定变法者的命运，以及国家的走向。
至于国君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几位变法主导者的结局就知道了。五位变法主导者，申不害、李悝终老；乐毅被燕昭王之子燕惠王因谗言而罢黜；吴起在悼王死后，被反攻王宫的贵族们杀死；商鞅被即位的秦惠文君车裂。
也就是说，除了申不害和李悝，其他的要么被罢黜要么被杀。而李悝和申不害的死亡都早于器重他们的国君。同时，战国变法中，韩国是变法最不彻底的一个国家，因此申不害对旧贵族得罪的不那么厉害。而对于乐毅、吴起、商鞅来说，威胁都来自于即位之君，而这其中都有旧贵族的影子。
这一点说明，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当职业经理人和股东对着干，往往都是职业经理人被扫地出门。
所以，从外部环境分析，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新旧势力交错纵横，即位新君纵使有心，也往往无力。变法者，往往成为君王安抚旧贵族的祭祀品，或者新旧势力争斗的牺牲品。而商鞅的结局，只不过是其中最惨的而已。
三、商鞅变法为何能成功
除了大局势方面，变法者本身就容易牺牲；商鞅身在秦国，因此秦国的结构是商鞅身死的直接原因。
商鞅本身是卫国人，长年生活在魏国，受到李悝的影响很大。而商鞅选择秦国的过程远没有电视剧《大秦帝国》里说的额那么光鲜，公叔痤死后，他听说孝公求贤，要恢复穆公霸业。他主动求见孝公的宠臣景监，三见以霸道说服了秦孝公。
商鞅变法是战国变法的集大成者，最彻底者，也是最激进者。商鞅变法主要有奖励军功、重农抑商、移风易俗、县制户籍等。商鞅变法的内容和变法后的国家统治方式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大致如下：
1、无论士民百姓还是贵族，几乎只能通过军功成为国家的统治阶层，没有可以继承的爵位和财富；
2、国家就像一家工厂，只允许百姓生产统治者喜欢的东西。不仅如此，还有“合法”地不定时拿走百姓的财富，这样才能让大家为了生存和富有，更加努力的创造财富和国家需要的东西，比如士兵。
3、百姓被分割为小家庭，没有强大的宗族来干预国家的统治。百姓只能听国家的，还必须要相互检举揭发，人人自危。
这样的结果就是，百姓贫穷，君王掌控一切，官僚阶层都是职业经理人，但最大的好处是，国家很强大，而且很喜欢战争。
这就是战国时期七国追求的终极目标，但为何只有秦国能做到这么彻底的变法呢？其他国家不想吗？
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秦国因为地处偏远，所得的土地都是历代君王从戎狄手中得来，所以秦国的文化与周相去甚远，更像是被戎狄的中原人。因此造就了几大特点，其一，文化落后，戎狄风俗明显；其二，因为长年征战，宗室力量被削弱很多，秦国的贵族集团是七国中最弱的。
四、商鞅变法与商鞅之死
这是为什么商鞅变法能够成功，而其他国家不能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风俗近蛮夷，因此商鞅带来的先进的国家机器能够轻易地掌控那些没有宗族庇护的散民；因为贵族力量弱，因此变法损害到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变法的顺利推行。
但这也是商鞅最终身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变法顺利，因此商鞅在秦国的威望越来越强，在孝公死后，他本身就代表着法。士民百姓口口不离商君之法，因此商鞅威望已经隐隐然盖过刚刚即位的新君嬴驷，这不能不引起嬴驷的警觉；因为旧贵族不敢妄动，因此商鞅轻视他们的力量，敢于对一切阻碍变法的旧贵族势力开刀，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这导致商鞅在秦国上层树敌甚众，其中有一些人物权力很大，也很危险，比如公子虔-商鞅身死的直接导火索。
觉察到危险的商鞅返回封地。同样是因为商鞅变法的顺利，在封地商鞅也并没有太多特权，商鞅并不具备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反叛被很快平定。商鞅，也被五马分尸，夷三族。
因此可以说，商鞅成也变法，败也变法。惠文君即位后，其实已经很危险，有一个叫赵良的劝商鞅功成身退。但商鞅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个时候，只需要一点点助剂，而旧贵族的声音，不适时宜的传到了秦国的朝堂上。至此，商鞅再无退路。
而嬴驷，作为国君，杀商鞅可谓是一举三得。其一，建立威望，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宰，即使是强力如商鞅，也不行；其二，掌握真正的国家权力；其三，再借商鞅之死，一举铲除本就已经势力弱小的旧贵族集团。
至于《大秦帝国》中秦孝公死前因个人情感，处处维护商鞅，甚至愿意以商鞅继任君位。孝公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秦国内部而言，商鞅必然在惠文君手上终结，只是死还是罢黜的问题。
五、职业经理人的宿命
或许这就是职业经理人的宿命吧。但其实，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些，然而，商鞅之后，还有很多人不惧生死。就单单拿秦国来说，商鞅之后，张仪、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作为秦国出色的职业经理人，前赴后继，撑起了整个大秦帝国，而本身结局大多不善。
既然明知宿命，为何还有前赴后继呢？因为时代的进步总是需要牺牲的，他们虽然身死，但是每一次时代的进步，却成全了更多人的更美好的生活。虽然他们可能是为了功名利禄，可能是看中青史留名，但结果，确实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