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文化人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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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锡健 来源：
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1月16日
www.laoshexue.com 一 引言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常论不息的话题。科恩说："拉丁语的personaiitas——'人格'一词产生于中世纪早期，是'persona'一词的派生词。 托马斯·阿奎那已经用这个词表示人身存在的条件或方式。"[1]而在托马斯之前700多年，波伊悉阿斯（约480—524年）已有这样的定义：人格是真实的有理性的个人的本性[2]33-34。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人格研究更是经久不衰， 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的人格哲学，到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本尼迪格特的人格心理学，可以说，人格研究始终备受关注。以人格的内涵研究来说，本世纪30年代有人归纳出人格的定义50多个，到80年代就达到100多个， 以致美国学者赫根汉在遍查了人格的种种界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只存在一种正确的人格理论将是错误的。"[3]如同我们今天研究文化或现代化，尽管对其内涵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探幽求胜。我们完全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人格研究中窥见研究之必要和成果。
在中国，"人格"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却不能据此说中国没有深远的人格研究。这是因为中文"人格"一词虽是近代从日文中引进的，但在古代中国却有很多词在意义上同"人格"相近或相关，如"品格""品节""人品"等。唐代李中《庭苇》诗中有"品格清于竹，诗家景最幽"的句子，宋代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称赞"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人格意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人格呼唤成了众多有识见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1916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采》一文中对尼采"高唱人格之权威"给予热烈赞扬。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自治的社会、共和国的国家，要个人有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自己的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老舍，这位惯于对人的灵魂进行鞭辟入里透视的现代文学大师，也特别关注于人格的塑造。他自身，以独特的人格力量打动人；而他的作品，又常常遣笔于人格的多维展示。可以说，走向老舍，首先走向的就是他构建的人格天地；接受老舍，首先接受的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人格理想。
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一生孜孜以求的。1937年,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道："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这是老舍对伟大文艺的向往，更是他对作家伟大人格的真切呼唤。正是基于对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觉意识，老舍的人格才显得特别丰满厚实，光彩动人：既随和友善，又刚正耿直；既一丝不苟，又豁达磊落，既严谨稳实，又幽默诙谐；既有"温良恭俭让"的柔韵，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壮。
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深深寄寓着老舍对人格的探寻和追求。打开他的作品，震颤我们心灵的，往往是一幕幕人格悲剧的上演，如《骆驼祥子》中祥子正直、要强、纯朴人格的被扭曲，《离婚》中掩藏在张大哥热心、精明、谦卑之后人格的庸常、灰暗和苟且。在《猫城记》中，老舍不时地将笔锋指向"猫国"人格的解剖：揭露"猫国"教育失败时，作者借小蝎的口说："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十八）在挖掘"猫国"政治、经济崩溃的根源时，作者又借大鹰的口说："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可是，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二十三）据笔者统计，仅在《猫城记》中，"我"（地球先生）和"猫国人"直接议及人格的就达20多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在"人格"词条下特举老舍《四世同堂》中一段话作为用词例证，这段话是："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二十五）由此也可见，老舍的人格追求实在是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值得提及的是，人格研究可以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展开，无论是从哲学的、心理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伦理的角度,都可以领略人格天地的独特景观。叔本华说："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4]这里，叔本华将人生的本质意义同人格联系起来，这是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探讨人格。马斯洛则不同，他认为："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5]这里， 马斯洛把人们的情感和类本能作为考察人格的重要方面，显然，这就将人格与心理学密切联系起来。如果考察中国历史上"人品""品性""品节"等概念的人格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始终与道德信念融为一体。《宋书·孝武帝纪》中说："庶简约之风，有孚于品性。"曾国藩《钞朱子小学书后》有言："盖先生之治人，尤重品节。"这里的"品性""品节"显然看重于道德价值。也有从政治意义上考察人格的，如陈独秀疾呼"自主自由人格"，又说："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的进步的实际需要。"[6]245"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6]34很明显，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人格已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问题，而是强调人从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以获得尊严和平等的权利。但随着东西方各种学说的冲撞、演进，随着古今文化成果的融通、聚汇，随着众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人格研究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格研究（即文化人格研究）占据了很大优势。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7]，这就可以看出，一定人格总是一定文化的折射，人格建设实际是文化理想的构造。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曾诞生了"文化与人格学派"，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人以人格与文化变迁为主题，探求个人人格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文化模式"，尽管该派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但它将人格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其方向却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以道德度量人品的传统使人格评价自然地打上文化烙印。近代以降，抨击奴性人格，呼唤人的尊严，寻求人文精神，企盼人的现代化，这一系列的铸造"人魂"工程把完美人格推到文化反思的前台。老舍长成的年代，正是东西文化剧烈碰撞、古今文化风云际会的年代；而他自身，一方面是在北平浓重的古文化传统中泡大的，另一方面又在英伦等国直接感受了异域文化的滋味。这就促使他能以一种比较开放、公正的眼光审视文化、剖析文化；当他追求一定的人格理想时，也就能自觉地从文化意义上选择人格范式、把握人格真义。正因为如此，研究老舍的文化人格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那么，文化人格的要义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文化人格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在内心体验过程中流露的主导倾向，着重包含个体构建生活的信念、价值判断的标准、为人处世的态度、冶情养性的习惯等，它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并对文化作出反应的结果，也是人的性格、气质、智力、能力有机统一的表现。有学者说："文化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现代人格建设。"[8]由此可见， 人格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找精神寄托，它是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崇高精神活动，也是中国在奔向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艰难而辉煌的工程。老舍以他对社会的全部热忱、对生活的全部真情，以他的生命为本色，汇聚起他人格的风采，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塑造，乃至对整个民族精神的高扬，将持久地显示出独特魅力。
二 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
马克思说："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9]因此，个体人格的形成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老舍的人格直接发端于他生活的具体环境，其中突出包含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的母亲给他以"生命的教育"，与他血脉相通的满族文化在时代潮流冲击下带给他沉痛的思虑，古都北平固有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普通劳动人民具有的勤劳、善良、朴实、坚韧等传统美德给他以心灵的洗礼，从而确定了他健康人格的基调，使他能在以后复杂的人生道路上不断为自我人格的完善增辉添彩。
（一）在"感受生命的教育"中自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接受一定文化的熏陶，往往是从家庭开始的；最初在家庭中养成的某些习惯、兴趣、态度、情感等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老舍人格中的许多迷人之处，如既温和又刚正、既多情又豪爽的处世态度，既乐观又沉郁、既严谨又旷达的心向结构，既含蓄又直率、既幽默又庄重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家庭影响中找到"本原"。
首先，母亲那种中国劳动女性特有的优秀品格对老舍人格带来巨大的感化。老舍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火中阵亡，此后全家就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做佣工苦度生活。然而母亲滋养老舍的绝不仅是物质上的粗茶淡饭，还有宝贵的精神食粮。据老舍在《我的母亲》、《宗月大师》、《抬头见喜》等文章中记载：母亲是那么勤劳，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要洗一两大绿瓦盆衣服，晚间还要抱着一盏油灯缝补衣服；母亲是那么诚笃，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母亲是那么热情待人，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母亲是那么宽厚，她最会吃亏，吵嘴打架的事永远没有她；母亲又是那么坚强，八国联军打进城的时候，皇上跑了，丈夫死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还有爱花、爱清洁的好习惯，她的手会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件发着光，院中的石榴和夹竹桃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母亲的这些优秀品格，是无声的教诲，点点滴滴滋润着老舍的心田，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10]纵观老舍一生，他那种绵中藏针、内圆外方、善待亲朋、急公好义的性格，都潜藏着他母亲的个性。
其次，父亲的战死在老舍幼嫩的心田里埋上了爱憎的种子，同时也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深沉影响。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逃往西安，但许多兵士却是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老舍的父亲就是在一场抗击侵略者的恶战中因火药着火被严重烧伤而死亡的。对于这一家庭灾难及灾难的原因，老舍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了解。他说："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11]家仇连接着国恨。从父亲的死中，老舍渐渐领悟了有国才有家。从此，他心中埋上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种，同时也升腾起炽热的爱国情怀。这爱和恨的交织，培育起他敢于抗争、宁折不弯的人格因素，在以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中，他这一人格因素越发鲜明：他初涉人生就誓为"民主政治"和"国民的共同福利"而负起"两个十字架"；他身在英伦却全心关注着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国难当头时，他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奔赴抗日中心；直到在阴霾蔽天的年月，他昭示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风骨、以屈原沉江般的从容悲壮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都凸显着他直面人生、不避邪恶、守正不移、崇尚气节的人格之美。
再次，童年的苦难磨练了老舍的意志，也养育起他质朴勤勉、不慕虚华的人格取向。老舍曾不止一次地回忆他童年的苦难。在《吐了一口气》一文中，他说：父亲死后，母亲"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据《宗月大师》记载，老舍因家贫，自小就体质虚弱，加上交不起学费，直到九岁尚未入学，只是后来偶然地受到宗月大师的帮助，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又据《我的母亲》一文记载，老舍小学毕业后报考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老舍"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但入学要交十元保证金，老舍说这对他们全家来说"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才"把这巨款筹到"。"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语）。贫穷，带给老舍许多痛苦，但也砥砺了老舍敢于和命运抗争、甘于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培养起他富有同情心、勤奋耕耘的人生态度。抗战时期，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就突出体现了他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经费，他四处筹集；没有办公地点，他因陋就简地租借；没有车，他就拖着病弱的身子徒步奔波；没有安静的创作环境，他就见缝插针创作。就是凭着一股韧劲，一腔热忱，他使"文协"在抗战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自己也创作出大量作品——七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一首长诗，另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鼓词、快板等。就自己的创作，他曾说："我们的命与笔就是我们的资本，这资本的利息只是贫困，苦难，疾病；可是它是投资于正义，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气节。"[12]他曾把"写家"同木匠相比，也曾把自己比成"文牛"，认为"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13]226-228他告诫青年朋友们："假使你没有变成一头牛的把握，请不要干我这一行事吧"[14]。于此，我们也可见老舍精神世界里的那份执着，那份"哀生活之多艰"而又"九死不悔"的坚韧。
（二）在体悟满族文化中自省
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伴随着历史的演进，满族文化同汉族文化已日益融为一体。但不管怎么说，满族文化毕竟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风格和内容。老舍出身于满族，又和很多旗人有过接触，还在作品中写了许多旗人，如此，满族文化就不能不对老舍的人格养成产生影响。
满族曾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它的远祖肃慎商、周时就居于"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后，与它有渊源关系的挹娄、勿吉、女真在历经沧桑中不断繁衍，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至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满族的强盛之势已不可阻挡；到了康熙年间，"满汉合流"更是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随着清政府走向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广大旗人也与整个民族一起遭受劫难，被抛入痛苦不堪的深渊。这种历史的落差必然在旗人的精神中留下印记，对昨日辉煌的追忆和对现实的回天无力也必然会带来异乎寻常的文化氛围。老舍小说中描写旗人所用的自嘲和冷讽就是这种氛围的注解和宣泄，如用第一人称写的《正红旗下》中有这样的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以"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来说，"他们在蛐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15]这是老舍对末世王朝统治下的病态社会的形象刻画，也展示了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深刻洞察能力。
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洞察力源于他对旗人文化的切身感受。他身处社会底层的旗人家庭：父亲属正红旗，是个月领三两银子的穷马甲；母亲也是旗人，属正黄旗，是位靠缝补浆洗苦撑家庭生活重担的勤劳女性。老舍童年生活的小羊圈胡同位于北京西北角；而"在清朝，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16]旗人有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习惯，老舍喜欢清唱、说相声，创作出不少曲艺作品，可以说也是这种习惯的传继吧。老舍夫人说："也许是由于老舍出身在满族家庭里的缘故，他从小对曲艺就很爱好。老舍小的时候，满族人中还有很多人会吹拉弹唱，不少家庭中有三弦、八角鼓这类简单的乐器。友人相聚的时候，高兴了就自弹自唱起来，青年人也往往以能唱若干段大鼓或单弦而自傲。当时的茶馆里，曲艺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大都常年邀请艺人表演曲艺节目。"[17]而老舍对茶馆是熟悉的，他少年时住的小胡同口上，就有一家茶馆，放学后到茶馆去听说书是他的一大喜好；他后来创作《茶馆》，就跟他亲身体验过"茶馆生活"有关。这样说来，老舍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有的旗人文化区中度过的，尽管当时的"旗人汉化"和"满汉杂居"已成定势，纯粹意义的旗人文化区在北京已很难见到。
对旗人文化的深切感受使老舍的人格时常折射出哀惋、痛惜的色彩。这种哀惋、痛惜绝不是对一个王朝失去昔日的兴盛表现出懊恼和伤悲--紫禁城内的一切毕竟离老舍太远--而是对广大的中小层旗人表现出同情和忧愤，正如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茶馆》里有两个旗人--常四爷和松二爷。他们原先仗着旗人的特殊地位，穿戴讲究，谈吐非凡，好不风光。但他们毫无劳动技能，"大清"王朝崩溃后，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还有什么谋生能力。人本来是以能劳动而彰著自己之所以为人的，一旦失掉劳动这一本质特征，人就回到兽类中去了。这是人的衰落，更是一定文化的颓败。老舍在作品中写了许多精神颓废的旗人，如在《正红旗中》，大姐的公公是个佐领（清朝一旗之下统领部分兵力的军官）却不会带兵打仗，"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是个"不会骑马的骁骑校"，"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老舍的创作以敏锐的文化穿透力著称，对愚弱、麻木的"国民性"曾给予无情揭露，说"国家的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18]这种认识, 应当说首先来源于老舍对旗人世界的"看透"；也可以说，老舍是从一部分旗人变成行尸走肉中认识到"有毒"的文化会造出怎样的恶果。当然，老舍也写了一部分有能耐、有志气的旗人，如福海二哥，"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19]这里，老舍把文化的交融、互动当作一种理想来追求，展现了宽阔的胸怀，作出了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价值判断。
总之，老舍与满族文化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地缘、情缘关系，这种关系吸引他对满族文化的兴衰荣枯作出思考，同时也对他自我的人格塑造起着隐性的感染作用。他那种不敢屈辱、自激自励的精神，他那种冷峻的幽默、带泪的微笑，他在温和多情中保持独立不倚的处世态度，都是他在特定境遇中作出的清醒选择。这种境遇与旗人生活的沉浮、甘苦连通在一起，这种选择与他的人格熔铸于一炉。
（三）在扬弃中华文化中自强
古都北京，在承载中国文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它古老，可以说它连通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当几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敲打出粗糙的石器，它就昭示着文化奇迹；说它恢宏，可以说它吐纳着长城内外的烟云、黄河上下的风雨——无论是传统中黄帝征战于涿鹿，还是春秋战国时燕定国都，无论是辽设陪都，还是金建中都，无论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席卷天下之势挥鞭南下建大都，还是明、清两代隆京城而使之成为万民瞩目的中心，北京都以厚重的文化而著称于世。到了老舍成长的年月，清王朝虽已到了残灯末庙之际，但历经悠悠岁月沉积于宏门大宅或寒舍陋巷的文化却是不会隐退的。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耳濡目染，其精神世界也必然受到古都文化的熏染。这是毫不足怪的，人生活于文化中间，就必然接受文化的洗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舍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相比，受到的文化熏陶似乎更为复杂，市民文化、民俗文化、书本文化、野史文化、北平文化、旗人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纵横交错，兼容并包，都给老舍以熏染。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对负向作用，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以犀利的笔锋予以揭露，其思考之深邃,剖析之透彻，可以说与鲁迅是相通的。但尽管如此，并不妨碍老舍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认同和倡扬。与同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相比,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少情绪上的偏激,他痛切地揭露"老"文化身上的痈蛆,但他也真诚地肯定："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20]抗战中，面对着强敌的肆虐，老舍从血与火中看到有骨气中国人的自尊和从容,于是,他挥笔歌颂道："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21]他为"五千年的文化教养"而自豪，并把它当作强敌不可征服的伟力，这是老舍对抗战力量的赞美，也是对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钦佩。正因为如此，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为他的人格养成提供精神动力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是多方面的。除了从小从家庭中、从社会低层的人们身上，特别是从母亲身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劳动人民特有的热爱劳动、真诚朴实、心地善良等传统美德以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老舍自幼就受到民间文学、尤其是北方市民文学的影响。由于北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市民文学也就显得特别发达，其突出表现就是市井的繁荣带来了街头说唱文学的兴盛。老舍生活在普通市民中间，这就使得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市民文学。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老舍记载道："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他还写到，"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供奉"原为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如清代称南书房行走官员为内廷供奉--笔者注）到街头来卖艺"。老舍在文章中还常常信手拈来地品谈民间文艺作品, 如在1938年他为了鼓励作家多运用民间文艺的样式鼓舞人们投身抗战，写了《关于大鼓书词》《谈通俗文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等文章，文中他就论及《单刀赴会》《长坂坡》《宁武关》《取荥阳》《草船借箭》《三侠五义》《济公传》《铡美案》《彭公案》《秋胡戏妻》《儿女英雄传》等许多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老舍对民间文艺是相当熟悉的，而这与他从小就经常接触民间文艺是分不开的。
民间文艺通常积淀着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起着强烈的教化作用。老舍自己在谈到利用通俗文艺"旧套子"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时就说过："你利用旧套子来装故事，也得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从事实上看，……真敢拼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胸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22]356-357可见，"旧的"民间文艺对塑造"新的"心灵是有着持久而深沉的影响力的。是啊，人类文化的传继不常常就是在不见山、不显水中达到峰回路转、后浪逐前浪的境界吗？在老舍身上，传统与现代是得以完美统一的；在"传统"部分中，我们是时常洞见民间文化凝结的那份人格理想的。如老舍惯于急公好义，很具"侠"的风骨，这与老舍自小就大量接触民间文艺中"武侠"一类作品有关，上文所列老舍自己举出的作品多写侠客义士就可旁证一二。
当然，说老舍多受民间文化影响并不意味着老舍缺乏"高雅"文化的熏陶。事实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都曾深深地迷住老舍。他自己说过："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23]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校长方还（唯一）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古文、旧诗造诣精深，对老舍影响很大。方后来离任北京师范时和去世前，都曾挥毫赠言给老舍，对老舍的学业评价甚高；老舍自己则说："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24]老舍在北京师范就读时的另一位老师--国文教员宗子威是词学权威，他也使老舍在古典文学方面获益匪浅。及至走上教坛，出于工作需要，老舍的国学功底更为加厚。他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时，曾为学生开设过关于唐代爱情小说的讲座。关于讲座的内容，他在给学校秘书克莱格小姐的信中曾有所谈论："（1）唐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作为我的讲座的序论；（2）唐代爱情小说的分类和思潮（有关伦理或宗教等方面的小说）；（3）语言以及研究唐代爱情小说的必备书籍；（4）对元、明戏剧形成的影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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