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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