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百媒行·黄花岗
■百年潮
革命思想之沃土 革命发动之引擎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最辉煌、最独特、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独特地位。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27年的北伐。广州是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前线，新事物传入的窗口，近现代维新、革命的策源地。这段时间不足百年，但贯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和现代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面貌及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年代。
广州长久对外通商的优势，最早形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向上海、天津、福州及全国各地播迁发展。三大阶级的形成，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阶级格局，为中国社会后来的一切演变，包括当时和未来的发展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启蒙与形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中国民主革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与土壤，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系统纲领都在此酝酿。而从鸦片战争之后到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中心地就在广州，后来又以广州作为反帝反军阀的大本营。
今天，行走在沿江西路一带的霓影长堤，繁荣的商业与游人如织的景象，很难让人联想到100年前这座城市的风云变幻，但历史的变革就在那里悄然发韧－－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廿九），160多名“选锋队”队员在黄兴的率领下直奔总督署。虽起义失败，但黄花岗起义把革命氛围成功的推向了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的前一夜，成为促进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百年过去，当再次走进位于越华路小东营的“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也许很难深切体会到10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的惊心动魄与悲壮。但林觉民、方声洞在起义之前寄书“与妻”、以信“禀父”的绝笔家书，其文感天动地，流传至今，更诠释了那一代革命人的高尚情怀。
张民达墓、邓荫南墓、兴中会坟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沿广州先烈路而走，3.6公里长的一条路，两旁坐落着20多处烈士墓园。
一路走来，墓园静谧，心潮澎湃，每一座墓园都沉睡着一段悲壮的故事。这是全国惟一一条以先烈命名的道路，也有人说，这条短短的先烈路，浓缩了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1911年4月27日，广州爆发了著名的“三·二九”黄花岗起义。黄兴亲自率部从指挥机关所在地小东营出发，抱着必死之心冲向两广总督署。因敌众我寡，是役同盟会牺牲的成员有姓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遗骸葬于黄花岗。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却为辛亥革命揭开了序幕。孙中山赞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革命之大革命所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舍身取义86烈士慷慨从容赴死
广州小东营5号，偏于街巷深处而少有客迹。记者辗转寻至，所见一式青砖暗瓦，显是古迹。“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就在此处。而当年起义的主攻目标——“两广总督督署”，其旧址距此约500米。难怪史书述及此，常言“前一分钟府衙四周仍静无人声，突然就枪声大作，革命党人已冲至门前，直若从天而降。”
小东营5号内，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两广总督署衙门前的一对石狮。其上密布的弹坑仿佛在诉说着百年前那一刻的惊心动魄与悲壮。“下午5点25分，起义开始。敢死队员脚穿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执枪械，一路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几乎全军覆没。”
这些烈士中有留学生、海外侨胞、记者、教师、工人、农民、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不少人身为士绅，家境优越。但凭着追求自由、民主革命的信念和理想，他们选择了舍身取义。更有林觉民、方声洞在起义之前寄书“与妻”、以信“禀父”的绝笔家书。
省社科院原院长、著名历史学家张磊告诉记者，林觉民其实手无缚鸡之力，战斗发生后就腰部中弹，被敌人俘虏。“很多起义者都和他一样，战斗力很难与训练有素的官兵相比，都是凭着理想的支撑，以蚍蜉之力与大树硬撼。”据载，还有一些白发老者甚至是身体残疾者，也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公审林觉民。“林执意席地而坐，用英语应答，面对劝诱不为所动。”其气节让张、李为之心折。关押期间，林觉民米食不进，几天后被押赴刑场，神态从容，慷慨就义。与林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其他一些革命者。在旧址纪念馆研究员田苹女士看来，“当年当日，慷慨赴死者比比皆是，从容淡然令清吏胆寒。”
“其实，革命者们事先已知起义消息泄露，却还是义无反顾。”张磊动情地告诉记者，对时局的强烈不满，对救国的迫切期望，还有这些进步青年们心中怒放的理想之花，让舍身取义成为了那个年代他们的归宿，更诠释了革命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高尚情怀。
碧血黄花先烈路见证中国近代史
起义当晚，未能逃出广州城的革命党人有不少惨遭杀害，死难烈士的遗骸陈尸在咨议局前的空地上。
革命党人潘达微以《平民报》记者身份冒险四处奔走，终于劝得广仁善堂将东郊红花岗上的一片义地献出。潘达微设法收集了72具烈士遗骸，埋于红花岗。他喜欢菊花，认为黄菊高洁清雅，有傲霜的节操，故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
1912年，广东省军政府拨款10万元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并于同年5月首次举行了七十二烈士墓祭典。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为墓园手书“浩然正气”，同时撰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孙中山还亲手在黄花岗烈士墓园种植了4棵松树，现在仍有一棵尚存。后经华侨多次募款修建，1935年基本建成现有的墓园规模。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花岗烈士墓园，虽临于闹市，但墓园幽深静谧。长不过3.6公里的先烈路两旁，坐落着20多处烈士墓园。四处前来纪念的人们，虽少有言语，却难掩心潮澎湃，默念着每一座墓园中沉睡的悲壮的故事。
百年过去，沧海已变桑田。起义遇难者安息之所黄花岗如今已是人们凭吊先烈和休闲的重要场所；而起义指挥部小东营五号，也已成为向公众开放的纪念馆。它们向世人述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血史，也是我们进入这段历史的最好入口。
■见证百年
大元帅府如今已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在此两建革命政权
护法运动、筹备北伐、改组国民党、确立国共合作、筹建黄埔军校……孙中山的这些重大决策，都与一个叫做“大元帅府”的地方密切相关。孙中山以此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于1917年和1923年先后两次于此建立革命政权，在这里度过了重要的革命岁月。
依托大元帅府旧址建设的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北望珠江。幽静的方形院落里，矗立着南北两座主体大楼和一座庄严的门楼。两座主体大楼为三层建筑，朱门白拱，黄墙青檐，既有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情，同时又融合了岭南“骑楼”的艺术风格，中西合璧。这个明丽清幽的小小院落，见证了孙中山一生中重要的思想变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大元帅府的西洋式建筑群始建于1907年，原为广东士敏土厂（水泥厂）的办公用房。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武装护法运动，当时征用广东士敏土厂办公楼作为大元帅府。后来由于受到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的破坏和干扰，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离开广州。
1923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帅府再次设于广东士敏土厂。大本营成立初期先后平定了沈鸿英叛乱和东江叛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于次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大本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大元帅府旧址历经多次变迁。1996年，大元帅府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大元帅府旧址移交广州市文物管理部门，筹建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如今，历经近百年沧桑的大元帅府已修葺一新，以崭新的面貌对公众免费开放，成为世人了解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窗口。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现在馆内设有《帅府百年》复原陈列、《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史料陈列、南北楼走廊常设陈列等展览，并定期举办各种专题性的临时展览，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其中，位于南楼的《帅府百年》复原陈列恢复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各个房间的布置，力图使观众参观时犹如身临其境。在孙、宋卧室展厅里，“孙中山口述文件、宋庆龄聆听记录”的复原场景尤其生动逼真。据介绍，场景中孙、宋二人的塑像用高分子硅胶材料制成，皮肤质感细腻，形态几可乱真，二人音容笑貌犹如当年一样再现在世人面前。
大元帅府前开辟了宽阔的林荫广场和休闲绿地，供市民和游客观瞻休憩。记者在广场看到，放学后的孩童欢快地从府前走过；年轻的妈妈在广场上教孩子蹒跚学步；木棉树下，市民倚在石凳上安静乘凉。
■对话
黄兴长孙黄伟民：
弃文从戎黄兴不为名利
“我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黄兴长孙黄伟民在越秀区小东营的“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时，曾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称，黄家两代人都对小东营有着深厚的感情。
“三·二九”起义主要领导人黄兴，百年前带着长子黄一欧一起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他的长孙、黄一欧长子黄伟民以一句“我回家了”，表达了他对小东营深厚的感情。
在黄伟民看来，这里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小东营的指挥部旧址，和我们黄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祖父黄兴从香港迁至小东营的临时指挥部，指导我的父亲黄一欧策反巡警所起义。祖父和父亲在小东营发生的故事，父亲生前经常给我讲述，说祖父拿着枪，带领他和上百位英雄从这里开始一路杀敌……我做梦都在想象小东营的样子。”
“黄兴与祖母徐宗汉也是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感情。”黄伟民动情地说，“我回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他说，这种情感是世世代代都不会中断。
在今年3月28日举行的纪念“三·二九”起义100周年座谈会上，黄伟民向广州市政协捐赠了两本关于黄兴的著作和1910年黄兴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他说：“正是因为这一封信促成了会议，并定下了‘三·二九’起义。”
黄伟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详谈了此信的来历。“这是1910年3月祖父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信件的内容是策划如何夺取清政府政权。信的内容是和赵声一起商量的，但执笔的是黄兴。开始这封信是作为国民党的档案保存，但是没有受到重视，被弄丢了。后来在上海国民党的党库室被重新清理出来，之后成为了私人物品。”
在黄伟民看来，祖父弃文从戎绝不是为名利，只因他心怀国家和人民。“我的祖父家境优越，如果不参加革命，他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的生活。”
他告诉记者，在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黄一欧口中得知祖父给后人留下了“笃实”、“无我”这两条家训。
“祖父用他的一生为这四字家训做了最好的注脚。”黄伟民介绍说，在革命初期，经费十分紧张，家境殷实的黄兴变卖了家中的庄园和300石田，换来的钱用作支持华兴会、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后来全家搬到湖南在城里买的房子，也被黄兴变卖捐给革命党人作为经费。而在黄花岗起义时，他带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手指被打断两根，还在坚持战斗。为了革命，他将自己的名利、地位、财产全部抛之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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