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被各国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及工会运动者等人广为传唱。 1900年12月，列宁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段和副歌歌词原文登载在《火星报》上。
1902年俄国诗人柯茨（Arkadiy Yakovlevich Kots）将其翻译成俄文，发表在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俄国移民杂志Zhizn'（《生活》）第五期上面。开始在俄罗斯工人中间流传。
1912年彼得堡出版的《真理报》重新发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决定以俄文版的《国际歌》作为苏联的代国歌。
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中，在200多位应征作者中，选择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国际歌》，作为苏联的国歌。从此以后国际歌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党歌。在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歌》成为俄罗斯共产党的党歌。 《国际歌》是中国共产党党歌（虽未正式写入党章） 。依传统，每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闭幕时和党的重大活动结束时，都会演奏《国际歌》。
《国际歌》早期的中文版本，由瞿秋白转译自俄文版并于1923年6月15日发表，此版本有三组歌词，大致对应法文歌词第一、二、六段和副歌。其中“Internationale”（国际的精神）在歌词中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原来是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的简称，有时表示国际共产主义。
自1888年6月在法国里尔一次工人集会上第一次唱出后，这首法国工人的战歌经四十多年的传播，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苏联人民就是唱着它战胜敌人，最终走向新胜利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国际歌》并没有流传开来。《国际歌》传入中国后，有两种译文，可惜都译得不理想，歌词晦涩不上口，广大劳动者很不容易接受。这是这首伟大歌曲在早年一直没有能在中国传唱开来的原因。
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一些刊物上就出现过未曾署名的《国际歌》中文版。最早有署名的中文版本应该是郑振铎与其好友耿济之在1920年10月翻译发表留下来的。但是以诗的形式出现， 没有附曲，不适合唱颂。
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到国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同时着手翻译《国际歌》。他在苏联出席了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见到了列宁；他更在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到了蓬勃发展的各项事业和革命精神的鼓舞。他早就下决心，要将《国际歌》重译，让它在中国广泛流传，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首战歌。
《国际歌》译成后，他（指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过：“‘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1926年3月18日，巴黎公社55周年纪念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曾经印行《国际歌》传单，有三组歌词，大致对应法文歌词第一、二、六段和副歌；其中“Internationale”在歌词中先音译为“英特尔拉雄纳尔”，再音译为“英特尔纳雄纳尔”。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中央苏区）成立时，决定以《国际歌》作为国歌。
1935年2月，瞿秋白在重译《国际歌》11年后在江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临刑时，他昂首高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他用歌声向敌人宣布：“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而我们今天在各种集会上所传唱的《国际歌》，则是1923年诗人萧三从俄文版转译，陈乔年配歌，副歌译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译文重新加以修订。
中法大学教授、翻译家沈宝基作出了较忠于原文法文的《国际歌》完整版中译，其中“Internationale”在译文中音译为“因特耐雄奈尔”。
1991年，中国老牌摇滚乐队唐朝乐队在其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唐朝》中，以金属摇滚风激昂翻唱了《国际歌》。
200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结束的时候，会场演奏了《国际歌》，曾参加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及抗美援朝的中国老兵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国际友人也高唱此曲。
2006年10月22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结束的时候也演奏了《国际歌》。
除了普通话歌词外，国际歌也有香港噪音合作社作词的广东话歌词，以及林信谊、吴锦明、黑手那卡西作词的闽南语歌词，分别偶尔在香港及台湾地区使用，但Internationale在歌词中没有音译成中文。大部分时候，由于普通话歌词较为普遍，所以都会使用该版歌词。
香港的社运音乐先驱黑鸟乐队曾在1980年代为国际歌填上粤语歌词。
现时香港电台节目《公民社会》，用了《国际歌》作主题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