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隐

Question

到底是装X还是真的不想做官？
为什么？

Answer 1

　　其实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的，我觉得陶渊明没必要装，应该是他从小就受到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再加上后来官场政事所造成的。
　　他也不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作品“畅销”而无病呻吟，要知道，陶渊明的地位和作品在他那个年代都是没人看好的，没有人说他的诗好，而是到了唐朝，王绩、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比较喜欢他的诗，而一直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
　　请问在他生活的年代，他装给谁看？
　　以下是陶渊明的资料：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1]
　　[编辑本段]【归隐原因】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表示关注或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一、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Answer 2

　　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
　　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
　　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
　　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
　　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

Answer 3

　　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
　　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
　　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
　　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
　　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

Answer 4

真不想做了呗！官场黑暗，想报效国家而不能。

Answer 5

这个是中国古代做官的想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