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这个名词已经作为纯粹的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篇，可谓深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每每一提到陶渊明就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想到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那种不问尘俗世事的清醒与潇洒，而历朝历代以来，几乎都把陶渊明当作一个一点也不关心国家大事政治形势的第一隐士、“隐士之宗”，事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他几乎被误会了近一千七百年，而且还有可能会被继续误会下去。陶渊明出身于东晋一个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耳濡目染，首先就决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对政治和朝廷漠不关心。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败落，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亲小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只能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受着外祖父的熏陶，长大后他的个性、修养，都有了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子》《老子》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家庭环境与时代思潮，让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也就是说，陶渊明性格中除了有超逸的道家一面，也有儒家的入世情怀。这也是从教育上决定了陶渊明，是个刻有儒家思想烙印的读书人。陶渊明少有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怀着儒家“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侮辱，不久就递交了辞呈。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辞谢了。隆安四年，陶渊明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篡位者的帮凶。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一诗里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哀怨的叹息，他对做官有些失望了。这也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想入世济世把官做好，遇到的困难越大，也就越容易心灰意冷。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甚为不满，从这一点来看他是非常关心政治局势的，也是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也就是现在江苏镇江一带，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陶渊明见时机已到就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无道隐，有道出，他好像从黑暗中看出了一点希望，这个时候的陶渊明是何等的积极入世。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积重难返的腐败现象。经过刘裕的改革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刘裕的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渊明相似的地方，这让陶渊明一度对他产生好感，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又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看得出，陶渊明的隐居之念又起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情怀时时牵绊着他，分裂着他。他于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转入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那个传诵千古的“五斗米”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上任时，他碰到浔阳郡派遣的督邮来视察，属吏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息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而且当时的县衙横征暴敛，他看不惯，遂授印去职，陶渊明这次做官做了八十一天，终于失望地离开。陶渊明十三年的官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而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又不断绝望的十三年。最后只能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定决心，他的隐，因此是失望之隐、绝望之隐。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他爱菊，宅边遍植菊花。一首《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潇洒不俗，胜似仙人。陶渊明最富盛名的《桃花源记》一开始描述了桃源幽美与闲静，同当时丑恶动乱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桃花源的新奇构思，描绘了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人间仙土:没有君主，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自在，丰衣足食、农耕及时；人丁兴旺、衣着简朴、老幼和谐。陶渊明要表达的思想就是，假如没有赋税和徭役，在百姓劳动耕作的基础上，他们是完全可以取得富足安逸的生活的。那篇文章所表现的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歌颂只是其表，陶渊明其实是切入政治的，他所真正想要表达的，正是对当时社会和无道政权的不满和强烈否定。他是入世后让他矛盾，转而寻求出世的人。由于钟嵘在《诗品》里大力推崇陶渊明，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世就奉为圭臬，以为他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超脱尘世的大隐士。有人折中地说陶渊明是先官后隐，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诗名，后来陶渊明突然顿悟，则是真隐了。我并不同意，事实上，我认为真正的隐士只有一个，应该是汉朝的严子陵，皇帝请他做官他也不做，把脚还撂在天子肚子上，皇帝最后无奈只能让他留在浙江，他便整天在富春江边潇洒度日悠游畅饮，心态也极其平和。明代皇帝朱元璋看出了严子陵是个真正的隐士，还替古人操心恨之入骨，他在《严光论》一文中告诫天下想做隐士的人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可见严子陵不像陶渊明是因为觉得天下“无道”才隐的，汉光武帝很有魄力和建树也很有诚意，严子陵见天下“有道”还能隐，这才是真隐。因此可见，陶渊明的隐居是没有完全超越政治的，和我有同样观点的，可以举鲁迅的例子，他在他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里面写道:“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陶渊明留下那么多诗文，就是告诉大家，他的隐居，是迫不得已的，倘若世上真有桃花源，那还需要隐居做什么呢？陶渊明看上去潇洒绝俗，实际上心境两难，他是个潇洒而矛盾的隐士，而后人只看到了他的潇洒罢了。更多文化内容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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