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从语文学科教育的任务上看。语文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的语文素质。语文素质是什么呢？用韦志成教授的话就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积累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具备熟练的语文交际能力和深厚的语言文化，即民族文化。”（《现代阅读教学论》）这里的语文素质，一言以概之，即语言素质。在中小学学生所学的学科中，惟有语文学科把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当作根本任务和目的。对此，韦志成教授在其《教学语言论》一书中还有更明确的阐述。“语文学科是一门教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学科，教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会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表情达意，达到掌握语文这门工具之目的。”“语文学科教学的实质：以语文教科书为书面目标语言为范例，以教师教学语言为口头目标语言为榜样，以学生的语言训练为主线，以联系生活之用语言为根本达到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形成语文素质的目的。”“语文学科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他们的语文素质，以适应社会运用语言交际的需要。”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言不仅是语文学科教学的立足点，而且也是语文学科教学的归属。
其次，从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来看。“语文课程的主要学习材料是母语文字语言及母语文字语言构造的文章。”语文教材中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一般性文章，都以语言为表现手段和表达形式，不过风格各异而已。区培民先生把这种区别进行了辨析。他在《语文教师课堂行为系统论析》一书中指出：“语文课程的教材文本语言基本分属两类：一类是逻辑语言，一类是艺术语言，它们分别位于日常语言的两侧。前者构成说明文、议论文等文体的主要语言，后者则是记叙文：小说、文艺性散文及诗歌的通行语言，在报告文学、杂文、剧本中，艺术语言亦占较大比例。”可见，语言是构成语文教材的基本材料。之所以在语文教材中选文不同，主要是要学生掌握不同文体的不同语言风格。这一点，就把语文学科与政治、历史、地理等区分开来。
第三，从语文学科的教学实践来看，语言性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言语—语言—言语”的模式，是古今中外人们学习母语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道出了人类学习语言的一般规律。人类学习母语，都是从模仿他人的言语行为、言语作品开始，入学后逐渐学习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语言规则，最终用于自己的言语行为——听、说、读、写之中。这里不愿辨析“言语”和“语言”的区别，只想说明，语言学习始终贯穿于人们学习母语的整个过程。从另一角度看，语文教学过程是从语言到学习课文内容，再到领会课文思想的过程。课文是语言的集合体，语文学科应以语言教学为核心。因为在内容、思想、语言这些矛盾中，语言的学习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语言的学习，学习课文内容，领会课文思想显然都是空虚的东西。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里顺便提一下。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
最后，语文教学实际上就是语言教学的艺术。为此，人们都十分重视语文教师教学语言和课堂语言的训练和提高。这也说明语言性是语文学科的独特性质。为此，区培民先生曾有这样的精辟论述：“就语文课程人文目标的达成而言，在师生共同面对的文本面前，如何把生机勃勃的意义从‘死’的文字中‘活化’出来感受、体认其中的人文内蕴、精神气息，便成为师生的共同课题。而精神资源的非传习性则使教师被赋予了‘活化’的主导者的角色使命：‘教师要在这些具有文化意义的世界里通过自身的语言的表述进行再创造’，‘将文字还原为言说，将死的文字转化为活的语言’，这一言语行为‘并不是仅仅将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文字而已——不是照本宣科，不是从语言（文字）到语言（口说），而是透过文字去看思想后重新形成言说’，从而衍化出源于文本内容异于文本文字的语言，通过‘活化’的言语行为，消除文本精神与学生情感的疏离，沟通文本与学生二者的精神空间。”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教师“活化”的语言，怎么能够“消除”“疏离”、“沟通”“精神空间”。事实上，是语言把教师与学生连在了一起，是语言把教材与学生连在了一起，是语言把文本与学生主体世界的对元文本的“意义转换”连在了一起。没有语言，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数、理、化的学习显然不具备语文学科这种语言的性质。从这点也能看出语言性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属性“之一。
关于“人文性”，在性质的纷争中，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不过多数人还是混淆了语文教育和语文学科的关系，因此谈的较多的是语文教育的性质。如李震在《一场重要的争论》一文中就曾这样指出：“语文教育人文性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指汉语文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指引导学生开掘汉语汉字人文价值，注重体验汉族人独特的语文感受，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三是尊重和发展个性，培养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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