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者之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既有相同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区别。仔细探究，两者的区别之处多于相同之处。就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相同点而言，中国古代民本与西方人本主要表现为起源的相似性。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肇始于殷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鉴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的畏惧与无助，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上天和神的庇护，“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在殷商时期出现了极端的神权统治时代，即当时出现了“帝”这种至上神。至上神的出现，开辟了中国民本与神本的角逐，使得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周朝伊始，在取得政权以后，便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寻找宗教神学依据。如前所述，周王朝的统治者认为夏朝和殷商灭亡之理就在于这两个王朝统治者“缺德”使然，于是周初统治者便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通过将道德之天的亲民之权下移而产生民本主义的哲学思潮。可以确认：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的产生与神权是不可分割的。当然，民本思想的形成则是基于民众力量的强大，统治者意识到百姓对他们统治地位和根基的支撑性，于是由尊神转而尊人。显而见之，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在否定神权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亦是在反对神权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人本主义英语表述为“humanism”，“humanism”一次来源于拉丁文的“humanitas”。“humanitas”，指称人之性情、德性，亦可指称“万物之灵”。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了著名的人本主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至理名言，凸显了西方古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萌芽。这一至理名言表明人本主义的核心在于以人为中心，一切由人出发，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人，凸显出人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在14～16世纪正式诞生，直接原因在于文艺复兴运动。“到了近代，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 文艺复兴运动以提升人权为出发点，高扬反对神权之旗帜，以人之幸福对举封建禁欲主义，以人权对举神权，以人性对举神性。其核心宗旨则是为了人，提升人之地位，提高人之幸福指数为目标。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是以人为基本出发点，以人为价值目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实现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延续与发展。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无论是西方的人本主义还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潮，均是在反对神权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当然，关于中国古代民本和西方人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二者均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均关注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以及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意义等，这亦可堪称是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的相同点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本，其相同点是次要的，更多是是民本与人本的区别。（二）两者之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思想在很大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民本思想的重物质与人本的重精神之别。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注重人的物质利益。中国古代一直就以物质方面的利益作为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前文关于重民理念已经作了很多的阐释，在此不再赘述。中国古代民本的重民思想是出于社会和谐的考虑，特别是官与民之间的和谐。民本观念的提出，主观上为了统治者政权的稳定，但客观上却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如殷商与周朝，统治者提出民本思想，主观是为了赢得民众对其执政的支持，客观上却有效催生了当时社会的和谐。赢得民众支持的最好方式是先富其民，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衣食无忧，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让百姓不胡思乱想、不造反。管子对富民以利于社会的和谐有着深刻的阐释。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子之言一方面肯定了重视民之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了轻视民众物质生活的危害，由此可知为官者执政必然以富民为本，否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当然，古代社会民本思想以富民为本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只有民众富裕了，对民众的教化才能有效。因为“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管子?牧民》）民众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古代为官者意识到富民有利于社会的优序良俗，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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