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的地位低,主要是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商业在税收上贡献很低。
古代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导致古代国家把税收拆成了两个部分去征收:第一个是财产形式的税,另一个则是劳动力形式的税。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汉代的农民,除了要根据自己每年的收成,缴纳一部分的粮食作为税收以外,还要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固定地离开自己的家庭,去承担政府指派的劳动,比如修筑河堤,挖掘池塘,甚至参与战争。
这里头潜藏的逻辑是,钱不如实物好使,实物不如人好使。当地的政府官员,即使拿着钱和粮食,也都无法从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人去从事必要的工程建设,所以不得不要求农民除了交东西,还要出力。
这套逻辑背后还是生产力不足:未曾现代化的农业,其供养人口的能力极低,养活不了那么多可以随时用于雇佣的自由劳动力。
这种收税方式虽然类目多了点,但是却极为低成本和稳定。在生产力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可耕地面积往往是稳定的,粮食产出和人口数量也是大致稳定的。国家只要掌握了这些数据,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把税收任务层层摊派下去,地方上也不需要太多的官员就可以完成征税任务。
低成本和稳定对于维护古代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力低下,国家能从经济活动中得到的税收收入总是很少的,任何高成本的行政命令都会打击到政府和民间脆弱的平衡,引发政权更迭。
以上情况,其实无论西方东方,都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制度设计都是依照农业来的,套用到商业上面,却非常不适用。
第一、商人天生就是经常迁徙的。注意我们说的并不是工匠或者工人,而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这些人富有,但是却经常不在其在籍地居住,四处迁徙,反有劳役,总是找不到他们。这样一来,与贵族、农民和工匠相比,等于他们少交了一半的税。
第二、商人的产出极难核算,因而也不方便征税。在没有复式记账法,没有银行的年代,别说政府了,就是商人自己想要搞清楚自己的经营情况,都是极难的。没有经济数据,政府也很难从商人那里收税,更别说人家四处迁徙了。
有人说,那么可以收关税呀。确实可以,但是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只收国内的过关税,等于在制造分裂,这样要不得。
于是,在事实上,商人成为了一群税负极低的人,国家无法分享他们的财富,也无法利用他们的劳动力。这样的人,国家当然要想办法打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