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美术的关系”
宗教与美术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宗教成为支配的社会意识形态时，宗教对美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美术也反映出一定的宗教观念，给宗教以影响。
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有图腾崇拜、巫术等原始宗教。如上面所介绍的洞窟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就反映出巫术祈祷之类的原始宗教观念。可能是原始人出猎前，为了保证打猎成功而举行狩猎仪式，这种仪式是一种巫术。我们在一些画中动物的身上发现画有投掷器的箭头，类似长矛。由此推想，可能原始人认为，如果他们只要画出所要猎获的动物的画来，而且可能是用投枪和石斧击打着画中的动物，真实的动物也同样会屈服于他们的威力。所以原始人视绘画为魔力，相信画什么就能征服什么。据说，有一位现代画家去一个原始部落画画，画了他们的动物，他们很难过，表示的意思是：你们把它带走了，我们怎么生活呢？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绘画这些动物形象目的在于识别动物而去猎获动物。
王国维的“美者，感情之理想”，“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以及美育“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故称“美育即情育”（《论教育之宗旨》）
在《以美育代宗教》中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人损人之观念，以渐消沉者也。”又说：“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之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境。”（《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人的知觉在为其所衬托的物质形体的灭亡与分解后，是否能继续单独延伸下去？ 这在宗教的认知上是肯定的。 不管是轮回的观念或是最后审判的形态，都能构成这方面强而有力的依据，并且在宗教本身的认定上，这才属于真实的境界。于是，从宗教的消极面看，现世充其量不过是一大试练场的象征，或是追求宗教理想的真实的晋级过程，此一现象的存在与互动本身就是因为堕落或虚妄的凝结的结果。
因此，生存在此一短暂而不实的世界的人们，不得不学习或必须懂得如何把意义投向另一个永恒而真实的世界。
另一方面，从宗教的积极面看，由于宗教提供一有别于法律的威摄力量，在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一共通的心灵的约束与规范，即为实现身后能晋升到理想真实的光明面，而不是其背面汹涌的黑暗与痛苦，就必须依循宗教本身对生命善恶的判别，而将此功能逐步落实到日常人伦道德上，是故人们在信仰的力量上能更坚决的扬善去恶，舍已为人，在修为上清心寡欲，以臻心灵或精神的纯洁，努力于人际的祥和。
以下分就文化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简单着一为推说：宗教与美术的关系
（一）物质生活一面今日不合理的经济根本改正是不须说的；此外则不敢随便想设。我于这上也毫无研究，所以说不出什么来；只不过基尔特一派的主张好多惹我注意之外，使我很倾向于他。大约那时人对于物质生活比今人（指西洋人）一定恬淡许多而且从容不迫，很像中国人从来的样子；因此那时社会上，物质生活的事业也就退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现在之成为最主要的；那么，便又是中国的模样。在生产上，必想法增进工作的兴趣，向着艺术的创造这一路上走；那么，又与中国尚个人天才艺术的彩色相合（参看第二章）。这些都是现在大家意向所同，似无甚疑问；还有基尔特派中一部人有恢复手工业的意思，这就不敢妄测，恐事实上很难的。假使当真恢复手工而废置大机械，那么，又太像中国从来不用机械用手工的样子了。
（二）社会生活一面在这一面，如今日不合理的办法也不能不改变。不论是往时的专制独裁或近世的共和立宪，虽然已很不同，而其内容有不合理之一点则无异。这就是说他们对大家所用统驭式的办法，有似统驭动物一般。现在要问，人同人如何才能安安生生的共同过活？仗着什么去维持？不用寻思，现前那一事不仗着法律。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合大家督迫着去做的，还是要人算帐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关于社会组织制度等问题，因我于这一面的学术也毫无研究，绝不敢轻易有所主张；但我敢说，这样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这样统驭式的法律没有废掉之可能，那改正经济而为协作共营的生活也就没有成功之可能。因为在统驭下的社会生活中人的心理，根本破坏了那个在协作共营生活之所须的心理。所以倘然没有所理想的未来文化则已，如其有之，统驭式的法律就必定没有了。仿佛记得陈仲甫先生在《新青年》某文中说那时偷懒的人如何要责罚，污秽的工作或即令受罚人去作，或令污秽工作的人就工作轻减些。其言大概如此，记不清楚，总之他还是藉刑赏来统驭大众的老办法。殊不知像这类偷懒，和嫌恶污秽无人肯作等事，都出于分别人我而计较算帐的心理，假使这种心理不能根本法除，则何时待有这些事而后生问题，将触处都是问题而协作共营成为不可能；现在不从怎样泯化改变这种心理处下手，却反而走刑赏统驭的旧路，让这种心理益发相引继增，岂非荒谬糊涂之至。以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着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帐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近世的人是从理智的活动，认识了自己。走为我向前的路而走到现在的，从现在再往下走，就变成好像要翻过来的样子，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的中国人之风。刑赏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导诱恶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在以后则不得不废；－－这又合了从来孔家之理想。从前儒家法家尚德尚刑久成争论，我当初也以为儒家大迂腐了，为什么不用法家那样简捷容易的办法？瞎唱许多无补事实的滥调做什么，到今日才晓得孔子是一意的要保持人格。一意的要莫破坏那好的心理，他所见的真是与浅人不同。以后既不用统驭式的法律而靠着尚情无我的心理了，那么，废法之外更如何进一步去陶养性情，自然是很要紧的问题。近来谈社会问题的人如陈仲甫、俞颂华诸君忽然觉悟到宗教的必要。本来人的情志方面就是这宗教与美术两样东西，而从来宗教的力量大于美术，不着重这面则已，但着重这面总容易倾在宗教而觉美术不济事，实亦从来未有舍开宗教利用美术而作到非常伟大功效如一个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礼乐。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己。因为舍掉礼乐绝无第二个办法，宗教初不相宜寻常这些美术也不中用。宗教所培养的心理并不适合我们作这生活之所需，而况宗教在这期文化中将为从来未有之衰微，详如后段讲精神生活所说，脱开宗教气息的美术较为合宜，但如果没有一整统的哲学来运用他而作成一套整的东西，则不但不济事，且也许就不合宜。这不是随便藉着一种事物（宗教或美术）提起了感情，沉下去计较，可以行的；这样也许很危险，都不一定。最微渺复杂难知的莫过于人的心理，没有澈见人性的学问不能措置到好处。礼乐的制作恐怕是天下第一难事。只有孔子在这上边用过一番心，是个先觉。世界上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路的先觉；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以后局面不能不走以理智调理本能的路，已经是铁案如山，那就不得不请教这先党的孔子，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却大体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还有我们说过在这时期男女恋爱是顶大问题，并且是顶烦难没法对付的，如果不是礼乐把心理调理到恰好，那直不得了；余如后说。
（三）精神生活一面我们已说过在这时，人类便从物质的不满足时代转到精神不安宁的时代，而尤其是男女恋爱问题容易引起情志的动摇，当然就很富于走入宗教的动机。在人类情感未得充达时节，精神的不宁也就不着；在男女问题缺乏高等情意的时节也不致动摇到根本；但此际情感必得充达和男女问题必进于高等情意都是很明的，那么，予人生以勖慰的宗教便应兴起。但是不能。这些动机和问题大半还不是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另有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动机与问题；并且顺成宗教的缘法不具，逆阻宗教的形势绝重。宗教就是人类的出世倾向之表现，从这种倾向要将求超绝与神秘。神秘是这时必很时尚的－－我指那一种趣味，因为是时尚直党的时代。但超绝则绝对说不通，而且感情上也十分排拒；因为知识发展的步骤还不到，感情解放活动之初亦正违乎这种意向。宗教的根本要件全在超越现前之一点是既经说过的，所以我敢断言一切所有的宗教不论高低都要失势，有甚于今；宗教这条路定然还是走不通。但是宗教既走不通，将走哪条路呢？这些动机将发展成什么东西，或这些问题将由怎样而得应付？这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藉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便是什么路？这便是孔子的路，而倭铿、泰戈尔一流亦概属之。这时艺术的盛兴自为一定之事，是我们可以推想的；礼乐的复兴也是我们已经推走的；虽然这也都能安顿了大部分的人生，但吃紧的还仗着这一路的哲学作主脑。孔子那求仁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中国的宝藏将于是宣露。而这一路哲学之兴，收拾了一般人心，宗教将益浸微，要成了从来所未有的大衰歇。说到这里，又恰与中国的旧样子相合；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人是中国人，而此时宗教最式微，此时人最淡于宗教；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其高等动机不成功宗教而别走一路，而此时便是这样别走一路，其路还即是中国走过的那路；中国的哲学几以研究人生占他的全部，而此时的哲学亦大有此形势；诸如此类，不必细数。除了科学的研究此时不致衰替为与中国不同外，以及哲学艺术当然以进化之久总有胜过中国之点外，那时这精神生活一面大致是中国从来派头，必不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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