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
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
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
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
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