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苏轼生平的写一篇文章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苏轼的一生

引言：“审美人生与仕宦人生是极端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官场生活与诗人本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是戴着面具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个极端需要官场应酬的虚伪，一个必须是肝胆相照、表里澄彻。苏轼的人生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赏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为人生愉悦。”

今天读到了老师写的《苏轼的审美人生》一文，是我对苏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小学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苏轼的诗，最初只是觉得他的是写得很豪放，对他们人并不了解。可是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在它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去敬佩，他的文采，他的性格。

下面，我仅对苏诗作一下介绍：

（一）苏轼的生平：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二）苏轼的人生观，审美观：

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6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1996年第6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
另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苏轼作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如张维《论苏轼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的道家思想对其审美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他把修道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起来，把道的观念和道的原则贯穿到他的创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灵气，更具美感”。曾之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宝鸡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苏轼散文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往往经过儒家思想的中和与改造，成为一种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环境中，发挥出较多的积极作用。周小华《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1996年第9期）认为“苏轼的虚静之心，既与庄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羁绊”。杨胜宽《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人格思想片论》（《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认为苏轼继承和综合了儒道两家所标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苏轼的人生境界、文学艺术追求，都打上了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宋代理学兴起，对苏轼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理”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过苏轼的理带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重理、知理和达理三个方面。
还有部分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文艺观。如王世德《苏轼论妙出法度的审美意味》（《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论述了苏轼艺术观中法度与新意的关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追求。张毅《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以“清旷”之境概括了苏轼作品的艺术特性。耿琴《苏轼“行云流水”说》（《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认为苏轼反复以行云流水喻诗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学追。

（三）尾声：

读到这里，大家已经对苏轼有了一定的了解，苏实在文学创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做官上却是不成功的。因为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太格格不入。虽然他有理想，有抱负，但他的才干却因受到排挤而无法得到施展，可谓是生不逢时。最后，苏轼选择了用写诗来排解痛苦，

用创作来充实自己，取悦自己。于是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苏是有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审美观点，那就是写作。因此，他的诗深受他的审美观的影响。

苏轼用他的笔描绘了他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的诗作。我们要感谢老天，为我们创找出了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的审美观点，使他可以在郁郁不得知识仍能够创作。苏轼身上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我相信，总有一天，一个完整的苏轼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Answer 2

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
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
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
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
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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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3

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
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
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
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
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