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及台湾的抗清势力，清政府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并下令在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六省实行迁海，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迁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以防居民出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后，开始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但规定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为担心本国商人到南洋勾结海寇进行反清活动，除东洋贸易外，严禁中国商人至南洋贸易，只许外商来华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这项禁令，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复行禁止。后来，因发现到宁波的英国商船数量不断增加，并带有大量武器，清政府担心“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粤海关志》卷8)，遂以“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清高宗圣训》卷281)为由，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停止厦门、宁波、云台山等港口的贸易，只留广州一个港口与外商贸易，并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加以限制，除原先规定的不许军火出口外，粮食、五金、书籍也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品种和数量也有一定限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会馆中，并不许在广州过冬，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严重后果
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但清政府害怕国内人民和外国人勾结“滋事”，实行闭关锁国，千方百计限制商人出海贸易，如规定出海商船不能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乘船出海的客商、水手“各给腰牌，刻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文献通考》卷33)。由于禁令森严，中国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即使有个别商人想与外商展开竞争，也因清政府的打击而无法开展业务。如康熙时上海大商人张元隆想打造100艘远洋帆船，与外国商船竞争，即被江苏巡抚张伯行诬为结交海盗，非刑逼供。早就活动在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商人和华侨，清政府也不给予支持，如雍正帝就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清文献通考》卷33)中国商人和华侨出国贸易受到阻挠和打击，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便长期落入外国商人手里而为他们所垄断。明代以前一直居于世界先进地位的造船业和航海业，也随之衰落下来，往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的中国大型船队遂告绝迹。清朝的闭关锁国，还严重地阻碍了其他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例如，在中国出口货物中占有很大比重的茶叶，主要产于福建、安徽等地，清政府不准就近从海上出口，必须经陆路运往广州再出口。经陆路长途运输，不仅时间长，茶叶容易变质，而且被沿途的关卡层层敲诈勒索，又增加成本，这对茶叶生产的发展显然是个障碍。明朝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落在西方的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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