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上古时代起，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燕私之际，皆有史官，及时记载。天子与诸侯，身居要津，随侍身边的史官，载笔以书，所谓：“君举必书” ，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 ，所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 ，说明了影响力最大的权势人物，其一言一行随时被记录下来，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间的盟会，都派史官即时记录。如《史记》载战国时代秦赵渑池之会云：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这是一段生动的故事，由于这段故事，却将中国优美的史官记事制度保存下来了。大约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 。盟会时各国史官争作德刑礼义各方面的记载，说明了史官记事的盛况。盟会之时，记事如此，天子之侧，诸侯之旁，记事如彼，而族居的后夫人，又有女史记其过失，所谓：“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 其记事之法之严，又可见一斑了。春秋时代以前，史官记事时情况如此，其后两千余年，史官的名称屡变，其记事的职责则不变。大抵春秋时代以前，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左史等名称。汉代的史官为太史令，也称太史公。自汉末迄于唐初，史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之称。自唐贞观三年（六二九年），别立史馆，撰史之任，专归史馆修撰，著作郎始罢史职。自唐迄于清末，史官又有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名称。
中国古代史官的名称分歧，然其主要的职责为记事，则始终如一。汉代太史令之设，系取“善记述者，使记时事”（注一四）。著作郎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系考验其记事能力。唐、宋以后的修撰、编修、检讨管史官，职责为“掌修国史，见天文、地理、宗教、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此而记之，以实录。国家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腾黄册封等咸充之”（注一五）。这是于记事之外，史官又有修史的大任了。
唐代以后，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通史》与新的《唐书》曾诤言：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偕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偕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繋日，以日繋月，以月繋时，以时繋年。以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受之国史焉。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
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
唐代的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类似上古时代的左史、右史，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每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下，朗居其左，舍人居其右。有命，延首以听。议政事，和墨濡笔以记。这是及时记载关系天下的大事。及退朝，按编年体，编录起居注，集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于一编，而且“记时政损益”，记事“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将编成的起居注授史馆，以作修实录、国史的基本资料。如此看起来，到唐代，记注已有了成法。天子的言行，国家的大政，史官皆及时记载；史官同时拥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必有在史官记载之外者；记时政损益，典礼文物，必须广参文献资料；书迁拜旌赏，诛伐黜免，必尽是及时的记录。所谓“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 ，可知文献资料已向记事之官起居郎集中了。史官记事，济以相关的文献资料，记事于是益趋详实。
数千年来，中国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的情况如此，这是破世界纪录的。同时史官进一步负有修史的大任，为中国留下最珍贵的历史著作。
大抵东汉以前，史官只作记事，不负责修史。魏晋以后，当史官大任的著作郎、著作佐郎，记事之外，兼负了修国史的任务。自唐以后，修史的事业，大规模进行。属于标准史官的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其主要的职务，记事以外为修史。所谓“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禅，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 。唐代史官的修史如此。明代的史官，其职分为“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庙、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 。唐、明如此，宋、元、清亦然。记天子言行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于退朝以后，编录起居注，以作修实录、国史的资料。如此看起来，中国史官于记事以外，兼负了修史的大任。唐设史馆后，史官修史的大任，更获得充分的发挥。
唐以后的史馆，分为两类，一为修前代史，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职即罢。一为修当代史，有史官专任执笔撰写，属于常设机构（宋以后称国史馆）。两者的成绩，其重要者如下：
修当代史的史馆，所修实录、国史，浩瀚无涯矣。以实录而言，唐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七百八十五卷，宋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三千一百八十九卷，明代所修自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实录，共二千九百五十九卷，清代所修自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共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唐宋所修的实录，亡佚殆尽。明清所修的实录，则完整存留于今天，成为明清史原始资料的渊海。史官修史，保存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在史学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修前代史的史馆，所修者为正史，唐代所修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六代之史，宋所修唐史，元所修宋、辽、金三史，明所修元史，清所修明史，皆列入正史，以致官修正史，成为中国的修史制度。在此修史制度下，中国拥有一部具体详瞻的二十五史，历代大量的基本历史事实，赖以保存。于是中国的历史，不像西方一样，一直被代替。西方近代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代替了古代希腊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中国的《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越《史记》的新中国上古史。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之。《史记》的地位如此，《汉书》以下的载籍，其地位尤然。谁能写出一部新两汉史，代替《汉书》与《后汉书》的地位呢？谁能写出一部新唐史，代替《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地位呢？中国历史的稳定性，成为人类历史的特色。及时记事，及时修史，所记者具体，所修者翔实，史学盛业，未有逾于此者。西方史学家推崇中国的正史，是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world historiography），应是平允之论。
中国历史的稳定性，由于中国历史著作的内容，具体详瞻，尤其由于中国史官记事的及时与客观。史学上最珍贵的原始史料，是史事发生时的及时记载。中国史官的记事属于这一类。数千年来中国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其可信度极高。史官不可能逐日虚构史事。而且中国的史官，神圣独立，正直不屈。其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举必书”，“书法不隐” 。为留真历史，每冒生命危险。“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是中国史官的风节，这是史学上珍贵的直书精神，由此而记实的史学原理，源源而出：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矣。
史者，纪实之书也。
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
种种论调，都是强调记实。于是记实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家的据事直书，与文学家的虚构史实，截然两途。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两样，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妄论。中国有“秽史”之称的《魏书》，迄今仍是北魏历史的渊薮；被视为最“陋劣”的《元史》，其历史定位，亦不动摇。中西史学的分歧，自此而观之，其清晰若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会通中西史学者，於此而致意，则思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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