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段，单刀直入，提出问题，并指出了它的严重性：当今之严重危险，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亦即不习战守之事；如果不早为之计，到一发而不可收拾时，见兔顾犬，就来不及了。
劈头先逆写后患，大声一呼，以悚动视听，引起人们的注意，下边再论述申说为什么“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平时不习战守之事，其危害竟苏轼论文，十分重视艺术上的多样化与创造性，而反对黄茅白苇，弥望
如一(《答张文潜》)，他的创作也大致实践了他的这一主张。他不曾从理论上去剖析，而是援引一些历史事实来证明。先王归制，“天下虽平，不敢忘战”，所以平时常教民讲武，“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后世则用“迂儒之议”，“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因而，“卒有盗贼之变，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两种作法，两种结局，孰得孰失，较然可知。下边再证以唐代的安史之乱：朝廷偃武修文，人们安于太平之乐，故而安史一举兵作乱，大家都惊骇恐惧，无所措其手足，李唐帝国也从此一蹶不振了。至此，忘战去兵之非是，习战讲武的必要，为事实所证明，无可怀疑了。
事实固然如此，然而其所以然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第三段接着便申论此意。不过，他仍不是从理论上去推求，而又是以生动、贴切的比喻来阐说的。农夫小民，锻炼有素，故而“寒暑不能为之毒”；王公贵人，“养之太过”，反倒“小不如意，则寒暑人之矣”。可知，勤苦力作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夫民亦然”四字，一笔勒回本题。居安念危，处逸能劳，才能御敌卫国，这些意思，作者虽未再明说，但读者都可得之于言外。以下，切指时事，应首段起首四句。当今生民，不习战守，士大夫又未尝言兵，“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一遇仓促事变，将何以卫国御敌?
第四段，根据当时民族矛盾的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其势必至于战，用兵必不可免。用兵既不可免，而朝野上下又厌言兵革，不习战守，“则其为患必有不测”之理，就昭然若揭，而教民战守之绝对必要，也就更无可怀疑了。此处又与首段后四句遥相呼应，布局极其精严，脉络十分清楚。
以下水到渠成，顺手扼要地提出了他教民战守的具体办法，并趁便驳斥了“议者”“无敌而动民”，“民将不安”的说法之不达于理，最后又附带指出：民习于兵，将于折“天下屯聚之兵”的骄横之气，总见教民战守，利莫大焉。
有此二段，文章亦更觉神完气足。
就如何把论文写得更活泼生动些这点而论，只要我们善于咀嚼消化，举一反三，这篇文章的技巧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天下虽平，不敢忘战”，居安思危，能逸能劳，方可以御不测之患，因而主张平时教民习战讲兵，这种思想对我们有无启示、借鉴意义，有无用处呢?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不过，要经过批判、分析，要“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而不能把作者这一思想原封不动地搬来，否则，囫囵吞枣，生吞活剥，非徒无益，且将有害。
作者在《策别叙例》中说“臣闻为治者，有先后，有本末。响之所论者，皆当今之所宜先，而为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臣请列而言之”。可见，他之所以劳心苦虑地写这二十五篇《进策》，原本为赵宋王朝的统治设想、献策的。这篇《教战守策》当然也不例外，文中，作者所忧心焦虑的不测之患，其基础与核心乃是赵宋政权之能否维持与巩固。在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是这个阶级的思想家，“这是它的积极的、善于概括的思想代表者，他们把制造这个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作为自己生计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轼正是赵宋王朝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代表者。
由于他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因而，在他“教战守”这一思想上就必不可免地要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
首先，他说：在太平之世，“人民日以安于快乐”，甚而“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因而，“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瘘蹶而不复振”。我们知道，在任何封建时代的所谓太平盛世里，无论汉代的文、景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开元之时，人民的处境，不过是能比较安稳地做个奴隶而已。安稳固然安稳，但终究不过是个奴隶。“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这才是他们生活面貌比较真实的写照。因而，其不习兵革、战守的事是有的，而其所谓“安于佚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者，自始迄终，就从未有过；所谓“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的现象，当然就更无从产生了。这，显然是对所谓封建盛世里人民的面貌的歪曲。
他又说：“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闺门。”当时的情况，又何尝是这样的呢?宋王朝开国后，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对内“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配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对民族敌人，则由“奉子如骄子”而“敬之如兄长”，而“事之如君父”(杨有仁编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因而，“产业家家坏，诛术岁岁新”(李觏《村行》诗)。“春秋生成一二倍，天下三分二分贫”(张泳《悯农》诂)。致使还在宋太宗时，王小波、李顺就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口号，在蜀中起义了(《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从此，农民的革命斗争就彼伏此起，直未间断。由此可知，当时的所谓“治平”，不过是一种畸形的，表面的现象。处在这等统治下的人民，能“骄惰脆弱”么?又能“不出于闺门”么?显然也是对当时人民面貌的歪曲。之所以会这样，无疑是和作者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与偏见分不开的。实际上，“安于使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骄惰脆弱”的只是封建统治阶级，而人民则向来不但刻苦勤劳，而且具有传统的革命精神。
其次，正因为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无法认清，也不愿承认人民伟大的精神面貌，所以也就不可能充分信任与组织、调动人民的力量。“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庶人之在官者”，指被调进官府供役使的勤杂；“役民之司盗者”，指抽来缉捕盗贼的差役。讲了好久教民战守之重要，但其教授、动员面却小得如此可怜，杯水车薪，这又能济得多少事呢?如果把全体人民调动起来，武装起来，实行“全民皆兵”，那必将有效地打击民族敌人的侵略气焰，保卫祖国、人民的安全。但同时，他们也必将有效地打击阶级敌人所强加于他们的专制统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岂不意味着致封建统治阶级于死地吗?他们怎么能自掘坟墓呢?
那么，上述的前后参差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叶公岂是好真龙”!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态度，总是这样矛盾、可笑的。
以上所说的，都是需要我们经过分解予以抛弃的糟粕，排除了这些杂质，才能吸取到对我们真正有益处、有作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