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被称之为“实事求是”的法定证据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要求司法人员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依据，准确的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且要求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达到以下四项标准：（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而只有同时具备这四项标准，方能被确认为认定事实清楚，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这种证明要求，理论上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之称为“客观真实说”。
然而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的证据制定似乎对发展中国的证据理论和完善证据制度未起到多少积极作用，相反它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要求脱离了诉讼的实际，它为民事诉讼中的超职权主义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导致法官司法权的滥用；其次，它将严肃的、现实性极强的法律问题用哲学话语和原理予以阐述，替代了对诉讼证明实际问题的分析。应该从国情出发，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心证证据制度，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确立法官的心证自由。 1、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认为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同时，由于长期受“司法队伍是一只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客观真实的队伍。”的思想的影响，法学界普遍认为所有定案的证据都是确切无疑的；所有的定案证据相互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也是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加以排除的；且所有的证据都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确切无疑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为保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与真实的案件事实相一致，不管案件事实有没有查清的可能，也不管需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物力，法官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调查取证。从而导致审判效率的低下，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所以说，“客观真实说”虽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但事实上却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片面强调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和可知论，而忽略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曲解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具体到诉讼案件中，作为个人的法官业务素质和道德操守是一定，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只能达到一种“相对真理”的程度。要求达到“绝对真理”是不符合诉讼实际和认识规律的。
2、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客观真实确实是最高的真实，是真实的极限。但把它作为诉讼证明要求并不合理。何为客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现存的真实，但案件并非现存，而是已经过去了的现实。要求对已经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明达到像现存真实那样的真实，显然是不现实的，是无法达到的。由于有争议的案件事实无法原原本本地重现于法庭，法官只能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证据的提供有时是不完全真实的，甚至是与真实相背的。因此法官是在案件事实真伪难辨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和认定的，因而不得不满足于法律上的相对真实。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判案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满足于法律真实。
2002年最高院公布的《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了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自从七十年代走向法制化后，中国的司法制度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司法资源十分有限，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也有限，与国家法制化对法官的要求的差距相当大。若仍然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要求人们在诉讼中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以此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则不仅会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司法负累，而且也易造成法官办案效率的低下，实质上是非正义的。正所谓“待到草儿青青，马儿已经饿死。”“迟来的正义是一种非正义”，它事实上是牺牲了作为司法终极目标的司法公正的。所以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顺应证据发展规律的，是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的。 1、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
“证据是正义的基础”“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从证据运用的角度看，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一个“提出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情——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一个过程。其中审查判断证据是法官依法作出裁判的关键环节。我国传统观念认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客观真实为标准。这种规定根源于法官职权极大化的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其指导思想是采取实事求是的审核认定证据的原则，排斥和批判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原则，认为自由心证完全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会导致法官判断的任意性，助长法官的自由臆断。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内容过于粗疏，内涵也不明确，事实上是赋予了法官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自由心证的臆断问题，反而产生种种弊端。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直觉和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加剧了职权主义色彩和心证的隐秘性，客观上容易造就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因此，2001年12月最高院公布的《证据规定》第64条确立了明确的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标准和日常生活，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与结果。”规定强调了审判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应当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规定；也强调审判人员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即良知），对证据进行独立（即自由）地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即公开心证）。它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心证公开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一般规律。
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
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是指法官运用规则对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的结果所涉及的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加以审查认定，确认证据的可采性及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与强弱并据此作出裁判的标准。证据判断标准是法官认定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定案根据时所必须遵循的依据。《证据规定》第65、66、67、68等十余条规定，确立了我国法官审查判断的证据的标准。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审查判断证据标准：（1）客观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人们主观臆断的东西；（2）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定事实之间必须具有客观的联系。有无关联性是一项证据材料能否成为证据的重要条件，同时证据的关联性也决定着证据的证明力；（3）合法性，合法性要求提供证据的程序、形式、内容必须合法。
3、法官心证
证据审查判断的原则与标准由谁来把握？——法官。尽管中国法律没有规定自由心证，但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据审判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不知不觉都在运用自由心证的原则。司法实践表明，每一个案件的正确处理，都离不开实际上客观存在的法官心证。承认法官在诉讼中的自由心证，有利于法官及时裁判。但在承认自由心证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心证能够尽可能的客观。现代诉讼中，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的发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如何实现公正裁决，保证心证的客观，其前提条件便是法官必须处于中立地位。法官作为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国家法律面前应该是不带任何个人成见和偏私的，但是法官也是人，他的性格、偏见、价值观念等常常会在其审判中起决定作用，影响法官自由心证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必须运用一定的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以制约法官的自由心证。
